《黔之驢》是唐代文學中的名篇，因“黔驢之技”的成語而變得眾所周知。季羨林師長教師考核了印度大眾文學以及伊索寓言、拉封丹寓言中的同類型故事，指出驢披虎（獅）皮故事的傳佈范圍廣泛世界各地，柳宗元的寓言故事并非首創。陳允吉師長教師將其故事起源追溯至《佛說群牛譬經》等佛典，李小榮師長教師又在敦煌道教講經文底稿中發明了相似的故事。本文試圖引進天然史的視角，在歐亞非交通的年夜佈景下，考核“黔之驢”這一文學抽像的天生與物種馴化遷移、文明交通之間的關系。
一、“蠢驢”的意象：印度仍是希臘來源？
18、19世紀，跟著對印度說話文明的普遍清楚與深刻研討，歐洲殖平易近者發明了古印度與歐洲在說話、神話、人種等方面存在親緣關系。由于這一文明“他者”的呈現，歐洲1對1教學常識界對本身的熟悉有了很年夜的擴大與改不雅。隨之而來的就是各類新學科的鼓起，如比擬說話學、比擬宗講授、比擬神話學等。在平易近間故事範疇，本菲（Theodor Benfey）基于對《五卷書》的翻譯與研討，提出了年夜大都歐洲平易近間故事都來自印度的實際。但是，有關驢的一組故事究竟是源自希臘仍是印度，卻發生了爭議。
韋伯（Albrecht Friedrich Weber）指出“蠢驢”原型不見于印度傳統典籍，應是希臘不雅念的產品。本菲考核了故事發生的時光，也承認希臘來源的能夠性更年夜。但仍有學者持印度來源說。為處理這一不合，除了從故事的內涵邏輯與發生時光來斟酌，另一項可資參考的原因是驢這一物種的馴化與遷移途徑，由此來幫助判定故事的源流成長。
二、埃及、近東之驢：駱駝被馴化之前的“戈壁之船”
今朝學者們年夜都承認：年夜約在公元前四五千年，驢最早馴化于非洲西南部。考古任務者在黎凡特南部（今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約旦一帶）也發明了家驢的蹤影，時光上與非洲家驢接近甚至稍早。盡管野驢的萍蹤曾遍布非洲、歐洲與亞洲，但今朝遍布世界各地的驢子，其祖先簡直都可追溯到非洲西南部、近東一帶。
在狹義上包含埃及在內的現代近東地域，家驢在農業與貿易運動中起側重要感化，墓葬與壁畫中都可看到其身影。野驢重要生涯在干旱的戈壁，習氣于缺乏水源、植被的周遭的狀況，忍饑耐渴。由此，馴化后的驢可長達三天不喝水，在缺水30%時還持續任務——飲水需求僅高于駱駝，進食量只要馬的四分之一，耐粗飼。盡管驢常常超負荷載重，但很少生病，保存才能極強，壽命是馬的兩倍。這就使得被馴化后的驢重要用作戈壁馱獸：穿行于尼羅河谷，往來于埃及、近東之間。在駱駝被馴化之前，驢才是“戈壁之船”。
烏爾皇家旗，公元前三千年的蘇美遺物，今朝加入我的最愛于年夜英博物館。有學者以為鑲嵌畫上的馬車由一組某種馬科植物拖沓，能夠是野驢或家驢，由於馬在公元前2世紀之后才由中亞引進。
但是，驢的家鄉在戈壁，對棲身在尼羅河谷的埃及人來說，那是一個佈滿未知和風險的處所。這使得驢的抽像帶有雙重性，或許說，家驢代表驢身上積極的一面，而野驢代表了消極的一面。中王國時代（約公元前2000年至前1700年），驢與戈壁、他鄉之神塞特相聯：塞特有時辰會表示為驢首人身。第三中心期與末期（約公元前10共享會議室00年至前400年），埃及屢遭番邦進侵，作為他鄉之神的塞特逐步被妖魔化，驢也隨著被丑化。此外，跟著公元前2千紀中期馬被引進埃及，介入打獵、戰鬥與典禮運動的馬重要作為位置的象征，與從事農業、運輸雜役的驢組成光鮮的對照，驢的抽像變得加倍卑賤。
埃落第六王朝（約公元前23-22世紀）的驢隊壁畫
三、希臘之驢：來自“西方”的他者
聽說希臘的驢是從非洲引進的。從詞源看，希臘語的驢是ὄνος，拉丁語asinus，法語âne，德語Esel，英語ass，能夠都來自蘇美爾語的anse，不是印歐語系原有的詞匯，而是借詞。是以有學者提出：驢及其名詞早在騎馬的印歐人達到之前就已分布在地中海、黎凡特、安納托利亞（今土耳其境內）地域。普通以為，馬的馴化是在黑海、里海以北的歐亞年夜草原，而這一地域同時也是原始印歐人的家鄉。有學者在切磋詞源時誇大：馬是印歐主人幻想的坐騎，而驢屬于安納托利亞、地中海地域人群。希臘神話中與驢相干的傳說，也流露出驢的“西方”成分。起源于亞洲西部的驢神馬西亞斯，被阿波羅殺逝世并剝皮獻祭。彌達斯由于更愛好潘神的蘆笙而被阿波羅安上了驢耳朵。彌達斯遭到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喜愛，狄奧尼索斯騎驢且愛驢。騎驢的西勒諾斯是狄奧尼索斯的伴侶。畢達哥拉斯學派以為：驢是一切植物中獨一不是遵守協調準繩發明出來的。
公元前5000年擺佈蘇美爾牛頭豎琴上的驢奏豎琴圖案
《伊索寓言》中有十幾個關于驢的故事，在內在的事務的豐盛性上遠勝印度，驢的抽像也加倍多元。此中，一個情節相似的故事是“驢和獅子皮”：驢披上獅皮恐嚇眾獸，狐貍因聽過其啼聲而看穿其成分。其余有關驢的故事年夜體可分為數類：
一、驢和馬、驢和騾、野驢和家驢的對照。在《驢和馬》中，“馬獲得主人仔細喂養，飼料豐盛”，而驢“連麥麩都不敷吃，還要忍耐各種辛勞”，后來戰鬥迸發，馬在疆場上“沖鋒陷陣”“受傷倒下”，驢才心思均衡。
二、驢的奴役成分與負重挨打。在《驢和種園人》中，驢“食料少，活兒重”，先后附屬于種園人、陶工與鞣皮匠。
三、驢的蒙昧自豪，如《馱神像的驢》等。
四、驢的嘶叫，如《獅子和驢》等。
五、驢的踢踹，如《驢和狼》等。
后兩類故事誇大驢的心理特征：大聲嘶叫，同時以兩條后腿踢蹬。前三類則表現了驢的社會屬性與文明屬性。用構造主義的視角來看，驢與馬絕對，分辨代表著卑賤與高尚、癡鈍與迅捷等意涵。對希臘人而言，驢既是來自西方的外來物種，又象征著文明上的他者，在日常生涯中從事卑下的任務，是以適于充任奴隸階級的代言人，且被付與蒙昧自豪的標簽。在羅馬小說《金驢記》及其希臘源本中，主人公從一位貴族青年變形為一頭受奴役的驢，恰是這雙器重野付與了小說激烈的譏諷意味與推翻性氣力。主人公的文明成分也極為復雜：本籍可追溯至阿提卡、柯林斯、斯巴達等有名的希臘城市，童年時代會說雅典語，又在羅馬進修拉丁文明，最后因敬奉埃及女神愛希絲而重返人身。或許從中也反應了驢的文明成分的多元性。
四、疆場疑兵：斯基泰人不識波斯驢
據希羅多德《汗青》的記錄，在波斯年夜流士（Darius I，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三任國王，于公元前522年大公元前486年在位）與斯基泰人的戰鬥中，驢起到了要害感化。由于斯基泰人境內嚴寒，不產驢，兵士及其坐騎馬都不熟悉驢。在疆場上，斯基泰馬隊所乘的馬匹一聽到波斯驢叫，嚇得失落頭就跑，或許豎起耳朵呆立。年夜流士在退卻時，將驢留在營地，以布疑陣。由此可以猜測，在公元前5、6世紀，波斯境內曾經有大批的驢，才幹將驢投進戰斗。而對生涯于歐亞年夜草原上的斯基泰人來說，驢則是一個別緻物種。
五、染上種姓顏色的印度驢
梵語中驢被稱為khara和gardabha，詞源不開闊爽朗。khara或許與阿維斯陀語ḥaro有關，而gardabha的古印度雅利安語情勢garda與達羅毗荼語gāṛdi形似，源自中亞或西亞。與埃及、希臘的情形相似，“驢”在印度也有“他者”的象征義。《白夜柔吠陀》里，驢子與狗屬于羅剎。在印度文明中，羅剎普通與非雅利安人、或不遵守雅利安人所斷定的吠陀祭奠規范的族群相干，代表著與雅利安人相反的一些特徵，如災害、逝世亡。婆羅多夢見父親十車王乘驢車奔向南邊，預見父親曾經喪生。在印度教系統中，驢普通是帶來禍害的神祇的坐騎，如災害之神泥洹底、兇暴女神匝門支、瘟疫女神悉達拉等。
在法論典籍里，驢與賤平易近階級相聯。《摩奴法論》規則：旃荼羅的財富是狗和驢。故事中驢的主人常常被設定為洗衣匠。在泰米爾地域，洗衣匠被以為比賤平易近還卑賤。賤平易近意味著不潔。驢本身不潔，一切相干物（包含尿液、糞便、聲響、揚塵）都不潔，不成被接觸。是以，婆羅門不成騎驢或搭乘搭座驢車，在驢嘶時不成念誦吠陀。不潔又意味著兇兆。驢嘶與浮現出驢外形的云、或色彩像驢般灰黃的云，都預示著災害。是以，在印度的一些干旱荒涼，驢盡管可以作為物美價廉的運輸東西，卻不年夜受接待。
印度的這組關于驢的故事，還有一個凸起特色，即誇大其愛欲茂盛。這當然與印度文明中決心躲避愛欲的風險有關，但另一方面與驢的心理特征也不有關系。梵語中驢的兩個體名cakrīvat（有輪）、ciramehin（長泄）都誇大了其生殖器官。固然《伊索寓言》對此未置一詞，但在希臘瓶畫、龐貝壁畫上都有一些驢的猥褻抽像。在希臘神話里，驢是獻給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的祭品。
與其希臘同類比擬，印度驢更樸素、蠢萌，不像希臘驢那樣自命不凡，認為祭奠本身所馱神像的世人是祭奠本身。它之所以披上獅皮或皋比，皆因其主人所為，目標是免卻喂驢的食料。印度驢的社會位置卑賤，特性也是委曲求全，行動受愛欲天性差遣，其文明屬性與社會屬性相婚配。
六、絲綢之路上的驢與漢地的文人傳統
驢非華夏所產，而是來自西域。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指出：“自秦以上，列傳無言驢者”“大略出于塞外”。段玉裁以為“驢”字為秦人所造。這能夠得益于秦與東南諸平易近族的來往。漢武帝運營西域后，絲綢之路上商業往來頻仍。《鹽鐵論·力耕》談及：“夫中國一端之縵，得匈奴累金之物，而損敵國之用。是以騾驢馲駞，銜尾進塞；驒騱騵馬，盡為我畜”。驢成為主要的路況轉運東西。
馬速快，合適充任坐騎或拉馬車，或馳騁于要道，或殺敵于沙場。驢速慢、耐力好，往往在坎坷不服的山地轉運鹽糧等物。馬與驢組成一對互補又對峙的文學抽像。賈誼在《吊屈原賦》中言：“騰駕罷牛，驂蹇驢兮；驥垂兩耳，服鹽車兮。”漢靈帝偏好驢車，《后漢書·五行志》頗有微詞：“夫驢乃服重致遠，高低山谷，野人之所用耳，何有帝王正人而驂服之乎？”由此可見時人對馬、驢的階級分野的熟悉。對于文人來講，驢、馬的易位，簡直成了脫穎而出、俊秀沉下僚的象征性套語。
《東陽夜怪錄》里，假名盧倚馬的黑驢自稱“前河陰轉運巡官”，頗有自懷出身之語：“朝夕羈（饑）旅，雖勤奮夙夜，料進況微，負荷非輕，常懼刑責”。與高峻迅捷、王侯將相才幹累贅得起的馬比擬，驢平常通俗，與潦倒貧士、窮措年夜為伍。但恰是這種低微，付與了驢一種源自邊沿化地位的反水性氣力。在后漢至西晉，學驢叫甚至成了名流風采的表示。唐朝統治者克意開邊，馬匹多被用于邊境戰備，低階朝士與蒼生只能騎驢。科抬高第者則可以跨馬游街，故賈島收回感歎：“少年躍馬齊心使，省得詩中道跨驢。”但科舉取士，自得者少，掉意者眾。對后者來說，騎驢的意象既有自嘲的意味，也有幾分隱逸的風骨，如李洞《過賈浪仙舊地》詩云：“年年誰不登高第，未勝騎驢進畫屏。”騎驢成為掉意文人自發的成分標識，也依靠了其孤高自誇。
柳宗元塑造的黔驢抽像獨具特點，既有釋教故事的影子，也有寓言文體帶來的光鮮作風。開篇“黔無驢”已流露出驢的外來來源。《朝野僉載》里記錄楊炯稱朝官為“麒麟楦”：“今餔樂假弄麒麟者，描繪頭角，潤飾外相，覆之驢上，巡場而走。及脫皮褐，仍是驢馬。無德而衣貴人者，與驢覆麟皮何別矣？”盡管普通以為《黔之驢》寄寓了柳宗元對當權者無德能幹、虛張氣勢的譏諷，但陳洪師長教師指出：《黔之驢》同情驢的遭受，表達“不出其技”、全福遠禍的思惟。換言之，柳宗元筆下的黔驢抽像，融會了釋教故事傳統與那時文人對驢的廣泛交流認齊心態，說是文人的自況、自戒亦無不成。
唐墓出土的唐三彩驢俑
七、植物在人類生涯經歷中的多重面向
植物在人類生涯經歷中有多重面向。起首是生物學意義上的，植物的心理性特征往往表現于虛擬故事作品中的文學抽像。
在平易近間故事里，驢的啼聲、年夜耳朵、倔性格、踢踏的方法，都被察看得細致進微。但在文人化的詩作里，這些內在特征簡直都被抹平，凸起的是其象征寄義，充任符號與說話體系中的符碼，具有隱喻義。此即植物在人類經歷中的第二重面向，其所處的構造與語義場很是要害。驢與馬常常成對呈現：相較于馬的“高尚”，驢更接地氣、布衣化。這一對照甚至延續到當下，如“寶馬”與“電驢”的定名。而風行一時的“驢友”風潮，或許也延續了前人騎驢進山、尋訪詩思的傳統？
由于驢的文學抽像的豐盛性，還教學場地可借此管窺平易近間傳統、文人傳統與宗教傳統的彼此關系。在印度，驢是平易近間故事中罕見的植物，卻少少呈現在梵語古典詩歌、戲劇中。而中國的情形不年夜一樣，楚辭漢賦、唐宋詩詞、甚至文人畫中驢的抽像頗不少見。驢在《圣經》里的抽像年夜體是正面的，因此在中世紀基督教的節日上多有驢的身影，但往往帶來戲謔的後果。這年夜約是驢的近東傳統與希臘羅馬傳統之間的撕扯。對于歐洲中世紀的學者來說，驢以菲薄的食品維生、勤苦勞作、腦筋純真，與他們的書齋生涯構成了一種風趣的映照，其年夜智若愚延續了《圣經》中智者的抽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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